LOT 2529 胡 适(1891~1962) 致刘修业有关《西游记》及白话小说研究的重要长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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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9
胡 适(1891~1962) 致刘修业有关《西游记》及白话小说研究的重要长信
信笺 一通七页
1946年3月2日作
识文:修业嫂:前天寄一信,想已收到。今天另有点意见奉陈。关于《花草新编》的案子,我反对用“偷”字,确是有鉴于《水经注》的研究,想到许多古人受诬的明训,故有戒心。
第一,是后人编集前人文集,往往不甚细心,往往贪多,不免有误收之件,而后来竟引起争端。如苏洵《嘉佑集》宋本无《辩奸论》,而后人把此论编入,是一例也。如段玉裁《经韵楼集》里误收东原的《记洞遇水》一篇,是二例也。如《直隶河渠书》,为方观承作碑传者都明说是他的书,而赵东潜的友人则认为赵氏书,东原的友人则认为戴氏书。以今日我们所见,此书大概是方氏雇学者助纂的书,赵、戴都有分,而赵、戴都无意认为己书,但因为材料有用,故各留一本以备参考。不幸赵、戴死后,两家朋友妄起争论,挑起疑案,又影响到别的问题。若赵、戴死而有知,必不愿也。
第二,从陈耀文编刻大部“类书”的能力看来,(《四库提要》说《粹编》“与《天中记》版式相同,盖犹耀文旧刻”)他似是有财力可以雇请文人襄助编书的人。吴承恩、吴岫也许都是他平日送钱周济的文人朋友,他们先后帮他编一部词选,吴承恩先替他拟了一篇序。后来此书改定后,序也改了,书名也改了一个字。而邱震冈诸人编集时,把原拟的序收入,又不注明是代人作的,故三四百年后引起贤伉俪的考证。改定之要点似在“以世次为先后”一点。但《存稿》此序中“以大小差先后,以短长为小大”二句,实不好懂。岂淮安吴氏所见原书体例畧如后来的《白香词谱》、万红友《词律》之例,不依世次,但依短长为先后耶?若果如此,则后来改依世次为后先,是一大改动,亦是一大进步。此案情形,我猜想不过如此。《花间》、《草堂》都不是大书,明人习气好用新奇名字,故取“花草”之名。原名《新编》,后改《粹编》,似甚可能。无论如何,此种选本不值得“偷”,故“偷”字太严重。(《四库提要》又说“坊刻本卷首此序题作”“延佑四年陈良弼序”,而“其文则仍耀文语”!此则是坊贾之“偷” 了)陈氏刻书时自序特别提及“素友”二吴之名,其用意亦绝非“偷”也。
总而言之,古人已死,不能起而对质,故我们若非有十分证据,决不可轻下刑事罪名的判断。“疑罪惟轻”,亦是此意。贤夫妇想能同此意也。
关于尊稿的名字,前函说,“评传”不如“传略”。我后来想想,或可称“吴承恩事迹交游考证”。此名重在“考证”,较可指出大作最用气力的主要点。你们以为如何?
此中“简谱”(不如改称“年谱”,因原无详谱,而尊作实系最详的年谱也。)部分,或尚可加详,把一切有关传记的材料,如《先府宾墓志》、《禹鼎志序》……之类,都摘出收入年谱。你看如何?
如《禹鼎志》序中“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此最关紧要,最可描写这个《西游记》作者幼年时所受民间俗文学的大影响,故不可不摘入传记部分。
《先府宾墓志》、《射阳文存》作“宾”不误,尊稿作“先府君”似当改作“宾”字?此文中的家庭史料,似亦当分载年谱中。
又“简谱”中每年之下似可加一句“先生约□岁”,使读者得一个约略的传记次序。你以为如何?
吴承恩的文集里很少佳文,故我只圈出他的《禹鼎志序》。你的评论偶有太热心的诗赞,这是作传记者对于“传主”应有热心,很自然的。但平心而论,吴承恩很像蒲松龄,他们都做古文,又都曾试用古文做小说,又都最后用白话做小说而大成功。《禹鼎志》的诸篇,等于《聊斋志异》的古文小说,都属于这个“试验”时代。(诗集中的《二郎搜山歌图》,可与《禹鼎志》参看)蒲氏先用古文作《江城》诸篇,次用套曲写《禳妬咒》剧本(“江城”),最后才用白话小说写《醒世姻缘》长篇。若两公皆止于古文传奇小说,而不进一步作白话小说,则两公皆不能有不朽大成绩。故我论中国文学史,特别注重“文学的工具”一个问题。工具不良,文学成绩亦必不大也。
我妄猜《禹鼎志》的短篇,或其中一部分,将来也许能在晚明的各种文学丛刻发见出来。
匆匆写这信,以代面谈。现时还有许多事纠缠着,一时尚不知何日能
来华府。敬问双安。
适之。卅五,三,二日下午。
刊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04期。
著录:1. 《胡适文集 7 书信》P185-188,胡适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2. 《胡适全集 第25卷》P181-184,胡适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3.《胡适精品集14:自由主义》P223-225,胡明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
说明:著名女学者刘修业上款。刘氏为胡适知交王重民夫人,同时代学者中研究吴承恩最深入者。
此为胡适中年重要论学信札一通,为市面所见最长的胡氏信件之一。信件不惟反映胡适严谨的治学方法,并自陈胡著《白话文学史》的侧重所在,亦衬托出其温和敦厚的品性及对前人的尊重和同情,是对胡适形象的完整呈现。
时在1946年,胡适与王重民夫妇均寓居美国。同年,胡适回国接掌北京大学校长一职。
信件因刘修业向胡适求教吴承恩研究而发,对此胡适提出了具体而微的批评。刘氏求教的范围,当即为其游学美国期间所著的《吴承恩年谱》、《吴承恩交游考》和《吴承恩著述考》三篇文章。
信件并反映出胡适在戴震研究中的收获,及其本人晚年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方向——《水经注》研究。
其一,针对刘修业在对吴承恩《花草新编》和陈耀文《花草粹编》两部著作研究基础上,提出陈耀文“偷”(即剽窃)了吴承恩著作的说法。对此,胡适从自身治学历程和考证两方面出发,提出“后人编集前人文集,往往不甚细心,往往贪多,不免有误收之件,而后来竟引起争端”,陈耀文可能曾请吴承恩、吴岫襄助编书二点,表达异议。同时,胡适写道“总而言之,古人已死,不能起而对质,故我们若非有十分证据,决不可轻下刑事罪名的判断”,体现其治学之严谨和为人的敦厚。
其二,胡适并对刘氏文稿的题目提出修改意见,且指出修改方向。这一建议或许最终促使刘氏将文稿一析为三,分别以上述三题发表。
在批评中,胡适特意选取吴承恩所著《禹鼎志序》作说明,自陈因基于其本人对吴承恩文章的判断,即吴氏不朽文名建立于其白话小说之上,古文传奇小说则很少佳文。在此观察上,胡适遂提出“故我论中国文学史,特别注重“文学的工具”一个问题。工具不良,文学成绩亦必不大也”,反映出其本人一贯支持白话文的宗旨。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胡适的观点,刘修业后来似乎全盘加以吸收,且在《关于吴承恩的生平及〈花草新编〉三则》一文中加以引用,可见其对胡适之敬重。
另外,此信于近半个世纪后,于编纂王重民年谱过程中首次刊布,有多次著录。
HU SHI AUTOGRAPH LETTER SIGNED TO LIU XIUYE ABOUT JOURNEY TO THE WEST AND STUDY OF CHINESE NOVELS
Seven pages
Dated March 2, 1946
Published: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issue 4, 1991
Literature: 1.Hu Shi’s Works: Letters (Vol. 7), pp. 185-188,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8
2.Complete Works of Hu Shi, Vol. 25, pp. 181-184, Anhui Educationl Press, 2003
3.Selected Works of Hu Shi: Liberalism (Vol. 14), pp. 223-225, Guangming Daily Press, 1998
Note: Dedicated to Liu Xiuye, a famous scholar.
27×20cm×7
RMB: 150,000-250,000
上款简介:刘修业(1910~1993),福建福州人,学者,吴承恩研究专家,同时代学者中研究吴承恩最深入者。王重民妻子。燕京大学毕业,先后赴英、美两国学习、工作。建国后曾就职于中国社科院。著有《吴承恩年谱》、《吴承恩交游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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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2日-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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