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识：月壶（底款）；□□（把款）；子冶（刻款）镌刻：子冶写。

清代是金石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以崇尚古雅为器物审美风尚，前人所留下的一尊方鼎、一方古印、一块砚石在清代文人的眼中都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清中期陈曼生等人将其对金石器的喜爱和从中寻找到的精神价值放入了紫砂器的创作当中，文人审美情趣的加入是推动这一时期紫砂器大跨越大发展的最主要因素。瞿子冶是与陈曼生不一样的存在，但他二人在精神上有着某种不可分割的共通性，同样的隐逸超脱，同样的对理想支柱和精神寄托的孜孜以求，在表达方式上有所不同，曼生倾向于将壶体与铭文相结合，以求得切壶切题切茶之效果，因此曼生壶形制繁多。而稍晚于他的瞿子冶似乎对石瓢壶式有独特的偏爱，传世“子冶石瓢”成为了其参与紫砂创作的重要象征。此次上拍之子冶传器亦为其所最钟爱的石瓢式，石瓢壶作为圆台状壶体，三维平面展开之后呈现一种手卷式的平面效果，给予瞿子冶充足的创作空间，使得他可以以文人画的视角和手法进行砂壶创作。西泠拍卖之前数次上拍子冶传器亦多为石瓢式，且屡创高价，当知此一式为子冶壶经典之所在。子冶石瓢多满刻竹节、诗文、兰花，因其为人豪爽及对于其创作风格与欲望的表达。瞿子冶唯愿完整淋漓地将自己的艺术构想与精神寄托以紫砂壶为媒介展现出来，至于后世之人会将他归于何宗何派，对他的艺术表达有怎么样的评判，对他来说或许都无关紧要。瞿子冶疏达豪爽且早入仕途，并不须以壶为生，取悦于人，制壶之事于他只是关乎自己本体的一种惬意享受而已，兴之所致，外化于器，艺术美的完全展现，也是因为子冶深知取悦他人终不及取悦于自己，他任由自己天马行空的展现物之大美，成就了经典的子冶石瓢，为清中期的紫砂器审美展开了一个新的艺术面向。此壶以竹为刻绘主题，子冶一生爱竹，他曾直言“画竹多而作书少，人道余书无竹好。”偏爱于竹，同是秉性孤耿而气节高尚，子冶一生与竹难舍难分，将竹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之物，得壶必绘，欲在精神上与竹融为一体。此件紫泥石瓢所用泥料与上海博物馆藏瞿子冶中石瓢所使用的泥料相类似，在彼壶之上子冶也直言对竹的喜爱：“冬心先生，余藏其画竹研，研背有竹一枝，即取其意”。或许初观此壶上之竹，会给人以行笔过于豪放之感，然艺术从来都不能只以表象观之评之，细观壶上之竹，狂放之中有一份虚静，张扬之内秉承有规章，古人之所谓：“致虚极，守静笃”。于“虚”中关照实象，或许一枝一叶，何人绘来都大体如此，然而具备艺术鉴赏力的人却可在刻绘人行笔运转之间觉察到其所困所悟，所谓“共通之感”，遥遥可为千古之知音。这或许才是瞿子冶那一代的文人品鉴前人金石之作，我们作为后来人复而再细细观摩子冶作品的究竟原因之所在。款识简介：瞿子冶（1778–1849），名应绍，字陛春，号子冶、月壶，晚号瞿甫、老冶、石瞿、缄斋，室名毓秀堂、万竹盦，上海人。清道光年间贡生，官玉环同知。工诗，善书画，精兰竹。又长篆刻，好刻竹于宜兴茶壶上，擅制紫砂壶，法陈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