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田路周一，《美の源流を寻ねて》，1965年，编号39《名瓷我观－日本私家藏品清赏》，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编号51来源：日本收藏家田路周一（1912-1994）旧藏拍品造型挺拔，内外施青釉，釉色莹润，通体开片，窑火天成。南宋官窑为宫廷所设立的御窑，所烧瓷器专供皇家御用，工艺讲究，存世稀少，大部分收藏于两岸故宫，极为珍贵。宋代文献《坦斋笔衡》记载“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宋代盛行复古，即所谓“追三代于鼎彝之间”，效仿青铜器造型，在此风潮之下，鬲式炉受到了宫廷及文人士大夫的喜好。杭州老虎洞修内司窑址及杭州市乌龟山郊坛下窑址皆见出土品。南宋官窑素有“紫口铁足”之特征。观此香炉，三足根部露胎，呈铁黑色，土质缜密，口沿下也有缩釉处，亦可看到铁黑色的胎骨，与窑址出土碎片特征相符。香炉通身内外满釉，色调温润，正如文献所记载的“釉色莹澈”，而且呈现出深浅两层开片，深邃幽远，浑然天成，和清宫旧藏南宋官窑瓷器所呈现的特征相符。仔细观察收藏于台北博物院的南宋官窑长方形花盆，两者在铁黑缜密的胎土、深浅不一的两层开片、深邃幽远的青瓷釉色等方面所呈现的特征完全一致，可资比较。拍品流传有绪，源自日本收藏家田路周一旧藏，并于1965年收录出版于其著作《美の源流を寻ねて》，田路氏在书中不无自豪的宣称，南宋官窑的鬲式香炉，在日本仅此一件。参阅：《宋官窑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1990年，页83，图44《宋官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图版三，《文物考古论丛：敏求精舍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5年略论南宋官窑青瓷鬲式香炉秦大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葛绍体《东山诗选》中有诗《韩吏部竹隐亭》，以宋人的视角描述隐居读书的书房情景：秋浦星郎旧隐居，石巢长伴竹萧疎。寒窗细酌月来往，暑槛残编风卷舒。砚滴净涵天地秘，炉烟闲接水云虚。风流格调今犹在，有子挑灯读父书。从诗中可以看到，宋人书房中的书案上有两类器物，一为文房用具，一为香具。在高度概括的诗作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只砚滴和一只香炉，砚滴代表了文房中的笔墨纸砚；香炉代表了书房中闻香的香炉、筯瓶和香盒等所谓“炉瓶三事”的成套香具。伏案读书的文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近距离地接触着这些小巧精致，形态多样的器具，因此对其歌颂不绝于耳，对其制作不厌其精。在宋人的观念中，香炉是代表文房清供中不可或缺的用具，也是倍加吟咏的物件。如南宋初人曾几在诗作《仲夏细雨》中描述细雨的缠绵时曰：“润能添砚滴，细欲乱炉薫”，也是通过描述砚滴和香炉所代表的文房用具和香具来抒发感慨。在宋代文人士大夫眼中，香炉得到了特别的珍视和喜爱。所以，香与香具的变化恰似一部文人雅致娴雅生活的发展史。中国香文化始于春秋战国的贵族熏香，经汉魏隋唐的焚香，发展到宋元明清的品香。此演变过程也影响到香材的变化。香材在汉魏由蕙草转化为沉檀，同时也影响到炉具的变化。唐代因佛教的盛行，流行于中亚与印度的焚香法也随之传入中国。唐代开始出现类似高足杯的炉具，材质有白瓷、青瓷和釉陶等，大多带有装饰，晚唐至北宋前期最为流行，还有金银铜瓷质的各种香盒，形制多样，纹饰丰富。到了宋代，品香成为文人和士绅们清雅闲适生活的重要环节，与品茶、插花相映成趣，香炉的式样也更加丰富，数量众多，几乎所有的窑场都有生产，而且各窑都精研制作，是各窑最精致的产品，足见北宋时期香事之盛、之雅。大型香炉在北宋以前多为金属器，南宋、金以降开始大量出现陶瓷质的大香炉，而且以造型不同的鼎式、奁式为主。小香炉与书室布置相关，主要用于品鉴沉檀之香，最与宋人的雅好相关，一炉沉香成为宋人书桌上必备之具。这类小香炉造型丰富，北宋时流行高足杯式的炉型与筒形炉，金代、南宋时大量出现三足鼎、鬲式的炉，元代则大量出现口径在9厘米左右，带双耳的三足炉。明清炉具则继承宋元，无太大变化。这种用于品鉴沉香的小炉在精研制作香材之外派生出成套的香具，包括香炉、带有香箸和香铲的箸瓶及数量不等的香盒，构成了品香必备的所谓“炉瓶三事”。与此配套的香具还有隔香用的银叶或云母片。正如杨万里在《烧香七言》中所描述的极具技巧的品香场景：“琢瓷作鼎碧于水，削银为叶轻如纸。不文不武火力匀，闭合下帘风不起。诗人自炷古龙涎，但令有香不见烟。”本图录中所收的青瓷香炉，釉色匀净光润，布满大小深浅不一的开片，是一件南宋时期的香具精品，也是迄今流传于日本私人藏家手中颇为重要的宋瓷之一，此器流传有序，源自日本收藏家田路周一旧藏，1965年刊发于其著作《美の源流を寻ねて》。胎釉特征方面具备了南宋官窑的特征。南宋官窑是宋代由宫廷所设立的御窑，其特点是官建、官管，所烧瓷器专供御用，制作十分讲究。在早期阶段主要用于官府或皇家的礼制性活动，如祭祀天地和祖先等，也用于供奉景灵宫；后来也生产一些宫廷日用的器具。由于上述性质，当时的使用就受到严格管控，老虎洞窑址发掘清理了24个瓷片坑，都堆放的是次品而非废品，使用当中破碎的器物也有官方专门掩埋。因此，存世数量十分有限。官窑器物严格禁止民间使用，官府和皇家也大多用做祭祀供奉之具，为了保证这些器具“必蠲必洁”，少有损坏就打碎掩埋，因此我们今天所见官窑器物大多为传世品，流传有序，极为珍贵。叶寘《坦斋笔衡》记载：“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由此可知，南宋官窑按照设立时间的先后和置窑地点的不同分为“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两处。南宋官窑的特点是采用了北宋时期汝窑和钧窑所开创的厚釉工艺，即先将坯件素烧，然后多次施釉，具有釉层凝厚莹润，带有深浅不一冰裂或鱼鳞开片的特征，故有“油色莹彻”之称。对照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数据，南宋官窑的生产都是按照官府下发的“样”和制定的“法式”，为了保证尺寸符合法式，造型与“样”相同，因此器物均采用模范成型，规整隽秀，这与上述文献所记载的“澄泥为范，极其精致”可相互印证。宋代对礼制和礼器都有精当的研究，产生了一古器物研究为主的“考古学”。三代的礼器逐渐深入人们的生活，盛行复古，即所谓“追三代于鼎彝之间”，三代的青铜器造型再度盛行，但实际上宋人对于复古并非泥古不化，而是寓创新于复古。仿青铜礼器造型的器物不仅在各种祭祀活动中使用，而且应用于日常的时候当中，其中鼎式器物的使用最为繁盛，不仅有青铜器，还有相当数量的瓷器。其中，鬲式炉特别受到宫廷及文人士大夫的喜好，成为宋人“四般闲事”中不可或缺的器具，在诗作中有广泛的吟咏。杭州老虎洞窑址于20世纪末被发现，并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刻有“修内司窑置”的窑具。据此，学界认定此窑即为文献所记载的修内司官窑。窑址出土了造型丰富的各类瓷器，包括多件鬲式香炉，收录于《老虎洞窑址出土瓷器》（图1）。郊坛官窑发现于二十世纪初，于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郊坛下官窑也烧造鬲式炉，发表于考古报告《南宋官窑》中。传世品中最为著名的一件长期陈列于上海博物馆，明确注明“浙江省杭州市乌龟山郊坛下官窑遗址出土”（图2）。南宋官窑创制的这种仿古礼器造型的香炉随后在其他窑场规范模仿制作，浙江德清咸淳四年（1268）吴奥墓中出土的龙泉窑青瓷鬲式炉，堪称“古制作、中法度”，并与此炉十分相似，可证其年代。值得重视的是，这种鬲式香炉在南宋到元代时期成为龙泉窑最多见的香炉型式。实际上是受到了南宋官窑的影响。其它如竹节式瓶、琮式瓶、贯耳壶等也是一样，龙泉窑所盛行烧造的仿古器形在南宋官窑中几乎都可觅其祖本。如前所述，南宋官窑的特点是采用了北宋时期汝窑和钧窑所创的厚釉工艺，先将坯件素烧，然后多次施釉，所以釉层凝厚、莹润，享誉“油色莹彻，为世所珍”。由于南宋官窑为克服烧成时的器物变形，在瓷土中添加了紫金土，因而烧成的器物胎色灰黑，开片细密，深浅不一。此外，考古发掘数据表明，由于采用了模范成型，造型规整秀美，即所谓“澄泥为范，极其精致”。细观此香炉，三足根部露胎，呈褐黑色，胎质细密，口沿下有缩釉处，亦可看到深黑色的胎骨，与乌龟山窑址出土品的特征甚为接近。综上所述，收录于本图录的此件南宋官窑鬲式炉文化价值甚高，流传至今实属不易，令人倍加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