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名瓷我观－日本私家藏品清赏》，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编号65拍品呈长方形，外施青绿釉，釉面润泽。盖内及砚膛处露胎，呈火石红色，胎质坚实细腻。砚膛凸起，系“凤池式”砚，备受文人雅士喜爱。值得注意的是，砚池内施釉，印鱼纹露胎，鱼游碧波，相映成趣。砚盖印花一童子手执并蒂莲花，做嬉戏状，为“太子玩莲图”故事。近代著名作家沈从文曾在《古代镜子的艺术》一文中指出：“唐代佛教盛行，艺术各方面都受过影响，根据《莲花太子经》故事制作的太子玩莲图案，用一些胖娃娃作主题，旋绕于花枝间。”著名收藏家仇焱之曾经收藏类品一例，现归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有，可资比较。参阅：《三十年入藏文物精选》，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页171，图51紫气东来－流传日本的中国陶瓷金立言1 国宝重要文化财重要美术品存在于日本的建筑、美术工艺品、考古数据、历史数据等有形文化财中，由于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学术价值高而受到日本国政府根据文化财保护法加以指定的作品称为“重要文化财”，简称”重文”。“重要文化财”中，从世界文化价值的角度观察，将制作极为精美、文化史意义及学术价值极高，可视为国民珍宝的作品称为“国宝”。以上是现今日本国政府文部科学省所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中关于“国宝”及“重要文化财”的定义，其法令的起始可追溯至明治三十年（1897）所颁布的“古社寺保存法”，而在昭和四年（1929）新发布的“国宝保存法”中进一步完善，将指定的范围从流传于神社寺庙的宝物扩大到私家藏品。而“重要美术品”定义为“历史上美术价值高的作品”，其认定制度始于昭和八年（1933），昭和二十五年（1950）伴随“文化财保护法”的实施而废止。日本现今的中国陶瓷中，有八件是指定“国宝”，数十件“重要文化财”，而“重要美术品”都是1950年以前认定的，数量较多，查阅五十年代出版的河出书房版《世界陶磁全集》可知，共有历代陶瓷180项作为“重要美术品”登录在案。其中，汉唐26件、宋瓷78件、明清76件，一组或成对的作品算作一项加以计算。值得一提的是，近年出现于艺术品市场的建窑油滴茶碗、吉州窑剪纸贴花凤纹瓶这两件宋瓷精品皆在其中，前些年回流至南京藏家处的道光慎德堂款粉彩鹦鹉纹梅瓶也是一例，热烈的市场反响令不少藏家对“重要美术品”一词印象深刻。2 镰仓至江户时代对龙泉窑青瓷的评价“利休所持砧青瓷花瓶，一面破损甚，锔钉修理之。利休爱物之士，然施锔钉非易事，修补之处遂成“景色”，因其有璺，利休谓之“砧”，盖思其声也。”－山科道安《槐记》享保十二年2016年，为了纪念新安沉船发现四十周年，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举办了大规模的出水文物展览和国际研讨会，展览会场里，除了单独陈列的立件器物如各式花瓶、香炉等以外，数量庞大的盘碗迭落在一起，大量的各类陶瓷散置四周，呈示了当年运输装载的情形。此展将新安沉船的面貌如实展现在观众面前，相当震撼。学术研讨会更聚集了各国学者，大家从诸多角度探讨相关问题，可见学界对新安沉船的重视程度。据统计，出水文物中包括万余件龙泉窑青瓷，占总体瓷器数量的一半以上，另有景德镇青白瓷五千余件，建窑、磁州窑、赣州窑、高丽青瓷、日本古濑户窑灰釉梅瓶等器物也有发现。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出水木简上的“至治三年”（1323）墨书，可知沉船的具体年代恰好在元代中期。另有“东福寺公用”“东福寺公物”“道阿弥”“八郎”等墨书木简，表明此船从中国港口扬帆起航后驶往日本，以京都的东福寺为首，其他众多日本商人都是所载物品的货主。经过细致的分类研究发现，船上的龙泉窑青瓷包括南宋及元代两类器物，但南宋样式的粉青釉器－日本所称的“砧青瓷”（KINUTA）－数量非常稀少，不足百分之一。由此推断船上所载物品中有一定数量的古董，应该是辛苦搜罗置办而得；而大量出水的被日本称之为“天龙寺青磁”（TENRYUJI-SEIJI）的元代龙泉窑才是真正的大宗贸易商品。在日本，“砧青瓷”指高质量的南宋粉青“薄胎厚釉”青瓷，日本东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一例龙泉窑双耳瓶，正是“砧青瓷”的语源来历。静嘉堂藏瓶据传为茶师千利休（1522-1591）所有，通身开片，不仅沁色严重，破损处更打上了锔钉。据江户时期的文献《槐记》记载：“利休所持砧青瓷花瓶，一面破损甚，锔钉修理之。利休爱物之士，然施锔钉非易事，修补之处遂成“景色”，因其有璺，利休谓之“砧”，盖思其声也。”上文记载了一代茶师亲手修理瓷器，并不嫌弃瑕疵，反而将修理后的痕迹当作茶器的“景色”加以欣赏的一段艺林轶事，饶有趣味。其实，传世的两件最为著名之龙泉窑双凤耳瓶各有“万声”及“千声”的命名，即源自江户时代后西天皇（在位1655-1663）的诗句“捣月千声又万声”，现分别收藏在日本的两家机构，一件是国宝，一件是重要文化财，广为人知。“砧”的原意即“捣练具也”，明代的《三才图会》有“砧杵”的记载并有附图，其造型即瓷器中的“纸槌瓶”。著名陶瓷学者西田宏子指出，遍查“茶会记”的相关记录，大约从室町时代的永禄年间（1558-1570）开始，“砧”一词的使用频度增加，不仅形容造型，之后也逐渐用来形容其独特的粉青釉色，彰显了上流阶层对南宋龙泉青瓷的喜爱。谈到器形，宋代盛行复古，即所谓“追三代于鼎彝之间”，效仿青铜器造型，在此风潮之下，鬲式炉受到了宫廷及文人士大夫的喜好。而中国所称的“鬲式炉”除了常见于宋元龙泉窑之外，杭州老虎洞修内司窑址及杭州市乌龟山郊坛下窑址亦见出土鬲式炉造型器物。此类鬲式炉称为“袴腰香炉”，尤其常见于木盒题签。究其语源，是由于形状类似于日本传统服装“袴”（HAKAMA）的样式而来，其束腰部分的确与香炉器形惟妙惟肖。本专场之南宋官窑鬲式三足炉（图1），造型挺拔，内外施青釉，釉色莹润，通体开片，紫口铁足，窑火天成。此炉流传有绪，源自日本收藏家田路周一旧藏，并于1965年收录出版于其著作《美の源流を寻ねて》（图2），田路氏在书中不无自豪的宣称，南宋官窑的鬲式香炉，在日本仅此一件。有意思的是，在茶道的传统里，著名的器物都带有流传有绪的命名，除了上文提到的“万声”及“千声”属于天皇“敕铭”以外，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棱口碗就带有“马蝗绊”的称呼，据附于作品流传下来的江户时期文人伊藤东涯（1670-1736）的《马蝗绊茶瓯记》记载，平安时代武将平重盛（1138-1179）施舍阿育王山，北宋高僧佛照禅师（1121-1203）回赠此碗，遂被视为名品。流传至室町时代八代将军足利义政（1445-1490）时，由于碗身出现大璺，遣使将其携往明国求购类品，但被告知已烧不出如此美器，故打上锔钉重新带回日本。由于修理后的状态看上去好像一只大蝗虫趴在碗上，故名“马蝗绊”。无独有偶，流传于京都鹿苑寺的青瓷斗笠碗也打了锔钉，由于多重施釉，釉色流淌浑然天成，而璺的形状加上锔钉后好似蛟龙，故名“雨龙”，不仅体现了茶人丰富的想象力，也给历次茶会主客之间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谈资话题。此斗笠碗是鹿苑寺名僧凤林和尚在宽文七年（1630）所得，也是流传经历清晰可考的名碗之一。相对“砧青瓷”指南宋的粉青釉龙泉，新安沉船中最大宗的元代龙泉无疑属于“天龙寺青磁”。此名称源自足利尊氏及足利直义兄弟为了营造京都天龙寺，向元国派遣商船从事贸易活动的历史背景。至正元年（1341）年始航，由博德商人至本统领，每次返航后将利益五千贯进献该寺。随天龙寺船而来的大量龙泉瓷器釉色青绿，器形硕大，胎体厚实，坚牢耐用，深受日本武士及贵族阶层的喜爱，尤其在镰仓地区的寺庙神社多有传世。本专场之天龙寺青磁高足碗（图3），通体施翠青釉，莹润透亮、如圭如璧，实为龙泉青瓷之上佳色泽。数百年来传世日本，釉光莹润如玉，观之赏心悦目。今小路西遗址是大规模的武士聚居生活遗址，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龙泉青瓷，包括大小各异的荷叶式盖罐（日本称“酒海壶”），贴花龙纹盘等最为典型的元代器物。值得重视的是，所谓“飞青瓷”（TOBI-SEIJI），即带有褐斑点彩的装饰手法也盛行此时，今井敦有专文论述，认为其点彩的位置布局源自人为的巧妙设计，与“天龙寺青磁”的碧绿釉色相得益彰，颇具匠心。诚如斯言，仅有的八件指定为日本国宝的中国陶瓷中就包括“飞青瓷玉壶春瓶”，曾流传于关西富商鸿池家族，现藏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时光推移，清朝灭亡后宫廷珍宝散落民间，清末民国的琉璃厂生意兴隆，山中商会买下恭王府的所有库存，中国艺术走向世界视野。此时期日本古美术商接踵而来，搜求龙泉美器，茧山松太郎因求得鬲式炉名品而将店铺字号改为“茧山龙泉堂”的故事广为人知。时至今日，在陶瓷鉴赏及研究领域，有几个国际通用的词汇其实来自日文发音，如“砧”KINUTA，“飞青瓷”TOBI-SEIJI等，各类图录中经常出现。简短的词汇蕴含了厚重的文化，皆可了解日本对龙泉青瓷的鉴赏历史。3 近代日本文化与“鉴赏陶瓷”的兴起宋代中国南北各地有定窑、汝窑、钧窑、东窑、磁州窑、宋官窑、龙泉窑、建窑、吉州窑等相继兴起，多有名品传世。宋瓷的美在于简洁澄明，清新大气，造型风骨挺拔，纹饰洒脱豪放，釉色深邃幽玄。虽然没有唐代陶瓷的磅礴气势，也没有明瓷的华丽美观，但是通览古今中外的陶瓷，再没有比宋瓷更具崇高品味的和明晰美感的器物。当今，宋瓷的声价在国际范围与日俱增，说到中国陶瓷的精华，理所当然要先谈宋瓷。－小山富士夫《宋瓷》昭和十八年日本传统鉴赏陶瓷的方式是在茶道，花道等艺文活动中进行的，如17世纪以来的各种《茶会记》-记录茶席宾主之间往来的文字-就留下很多对茶席所使用器具的描述，真实详细。但传统艺文活动中所涉及的陶瓷不仅偏重传承限定数量，而且几乎都是具有固定用途的东西，最为重要的就是茶碗，花瓶，香炉，水指（盛放清水的容器）这几类，鲜少变化。近代以来，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及朝鲜半岛出土陶瓷的大量涌现，考古学的发展，古美术市场的繁荣，人们视野的开阔，审美趣味的变化等等诸多原因，日本兴起了“鉴赏陶瓷”的风潮，时至明治维新前后，社会发生巨大变革，一股新风也吹入古陶瓷鉴赏研究的领域，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20世纪初，中国发生的两件事给了世界范围的古陶瓷流通收藏以重大影响。其一是修建开封洛阳间的汴洛铁道以致唐三彩为人所知；其二是河北省鉅鹿遗址磁州窑的大量出土。由于国内藏家对墓葬明器的普遍嫌弃，出土器物大部分经由北京上海的古董市场流向日本欧美，具备雄健造型和清新纹饰的这些唐宋古陶立刻产生巨大反响，日本各界名流争相购藏，并相继成立了品陶会、彩壶会、陶雅会、陶话会、东洋陶磁研究所等组织，收藏鉴赏陶瓷并组织展览，出版相关书籍，在收藏家横河民辅、细川护立、岩崎小弥太、反町茂作、仓桥藤治郎、山村耕花、知名学者中尾万三、奥田诚一等人的努力之下，昭和三年（1928）将日本国内的唐三彩名品五十件汇集一堂，举办展览，岩波书店出版《唐三彩图谱》；次年又在日本桥三越百货店举办宋瓷展，集诸家收藏五十九件，出版《宋瓷》图录。两书虽无概说文章，但质量精美，印刷清晰，每件都附有藏家信息，社会反响巨大。至此，不囿于用途及传承，纯粹以古陶瓷本身鉴赏研究为目的的所谓“鉴赏陶瓷”之风潮在日本生根发芽，正式取得了话语权。如前文所述，宋瓷中的龙泉窑在日本历史文化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建窑也是同样，茶碗被视为重宝代代相传。磁州窑却不同，小山富士夫是奥田诚一的弟子，在昭和十八年（1943）年出版的名著《宋磁》中写道“说到磁州窑，立刻令人想起带有笔触奔放之铁绘纹饰的所谓‘绘高丽’，宋代、特别是北宋末期的作品或纤丽巧致，或气势撼人，充分彰显了的时代风貌”。磁州窑白地黑花所独有的大气磅礴不仅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也感染了日本的陶艺家。加藤土师萌于昭和十年（1935）年访问中国及朝鲜各地的窑址，在北京参观故宫武英殿古物陈列所，并在山中商会北京支店长高田又四郎的陪同下专程拜访末代督陶官郭葆昌，获赠《瓷器概说》。归国日本后，加藤出版见闻录《支那•満鲜の陶业を视て》，将郭氏著作置于附录，并收录亲笔手绘古陶素描，多件”绘高丽”（白地黑花器）如花蝶纹吐鲁瓶、平沙落雁诗句梅瓶等入选，显示了加藤作为陶艺家欣赏磁州窑浑朴雄健的审美眼光。本专场中的黑釉褐斑卷口瓶（图4）和黑釉刻花童子戏莲嘟噜瓶（图5）等器最能彰显磁州窑系器物大气磅礴的特征。其中卷口瓶造型浑厚有力，小器大样，一气呵成。黑釉与褐釉交融一体，观之好似雾水氤氲，浑然天成。而另一件黑釉刻花童子戏莲嘟噜瓶，造型稳重饱满。大英博物馆收藏类品一件，器底带有“大德八年”墨书铭文，为烧造年代提供了准确依据，可资比较。全器施黑釉剔刻“童子戏莲”主题纹饰，黑白分明，对比强烈，亦为同类精品。1956年，日本陶磁协会在日本桥高岛屋举办了“中国陶磁元明名品展”，总数三百余件作品汇集一堂，基本囊括了日本最好的公私收藏，从元青花八棱大葫芦瓶（现藏山形县掬粹巧艺馆）到崇祯年间外销日本的“祥瑞”茶器，蔚为大观。而在研究方面，博闻强记的久志卓真在1943年将散见日本的明代瓷器集为《支那明初陶磁图鉴》，资料丰富多彩，虽然今天看来有的东西真伪年代有待推敲，但也不失为重要的研究资料，尤其对于空白期瓷器的年代认识有启发意义。据小山富士夫晚年的回想，从明治大正到二战结束的近一个世纪，由于“鉴赏陶瓷”风潮的兴起，活跃于日中两国之间的古美术商直接造就日本成为中国古陶瓷的收藏大国。其中，山中定次郎、神通由太郎、浅野楳吉、广田松繁、平野龙治郎、川合定治郎等都是知名人物，而时至今日，在经营“鉴赏陶瓷”领域最广为人知的恐怕还是创办“茧山龙泉堂”的茧山松太郎及茧山顺吉父子。茧山龙泉堂二十世纪初创业于北京，1976年出版的《龙泉集芳》由茧山顺吉编辑，收录开店七十年间经手的千余件中国陶瓷，正如该书前言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伦敦为中心的鉴赏研究中国古陶瓷的风气传至日本，东京的横河民辅、尾崎洵盛、细川护立、奥田诚一以及京都的守屋孝藏诸氏积极呼应，广为流行。我听说松太郎从中国坐船回到神户，刚刚通关，就有顾客等候在岸，争相求购”。的确，《龙泉集芳》所收始自史前彩陶，止于清代瓷器，数量之多，质量之精，无出其右者。时至今日，此图录已经作为重要的传承著录广为引用，如本专场中的定窑白釉刻螭龙纹钵（图6）及定窑黑釉茶盏（图7）即为龙泉堂经手之宋代名品之二例，虽未收录《龙泉集芳》，但锦盒题签（图8）与2012年香港苏富比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题签皆出自茧山龙泉堂第四代社长高桥三朗之手，流传有绪，极为珍罕。相比明瓷，清代官窑，尤其是青花和彩瓷在日本的收藏比较薄弱，而作为花器的立件单色釉多有流传。究其背景，青花及彩瓷纹饰太过繁缛华美，不仅和日本传统所追求的“清静和寂”相去甚远，插花又有喧宾夺主之嫌。但是近代“鉴赏陶瓷”兴起之后，独具慧眼的知音随之出现，其中最重要人物首推三菱财阀第四代社长岩崎小弥太。据静嘉堂文库美术馆的长谷川祥子研究，在硕学奥田诚一的指导协助之下，岩崎在昭和初期的1930年代开始以陶瓷史的视点系统购藏作品，成为壶中居等专营“鉴赏陶瓷”名店的重要客户。其中，雍正粉彩过枝花蝶纹大盘在昭和四年（1929）以2500元的高价购自壶中居，与当时最受追捧的唐三彩名品价格不相上下，可见一斑。本专场之金代钧窑天蓝釉紫斑盏（图9）及康熙五彩童子执莲纹罐亦来源于壶中居。其中金代钧窑天蓝釉紫斑盏绚丽夺目，流光溢彩，天青釉上紫斑浑然，观之宛若宇宙星辰，堪称窑火天成的艺术珍品。值得一提的是，此盏源自永青文库细川护立旧藏（图10），还著录于1992年出版《宋元の美术－中国美术展シリーズ4》（图11）及1981年出版的《世界陶磁全集13•辽金元》（图12）。此二件珍品皆传承有序，得藏家之珍爱，以器为系，见证了中国陶磁在日本交流与传承的历史。本专场中的明清官窑瓷器可圈可点，颇具特色。其中，隆庆青花红彩葫芦瓶（图13）极为罕见，完完整整，堪称传世孤品。嘉靖青花云鹤纹双耳炉（图14）如实地反映了世宗皇帝崇尚道教的历史背景，文化价值尤高。万历五彩对瓶（图15）虽无款，但造型新颖，成对传世，弥足珍贵。清代官窑中，雍正墨地绿彩富贵白头图盖盒（图16）带有民国老包装及日本木盒，亦为极具创意的御窑珍品。而乾隆青花山水纹贯耳方尊（图17）画工卓绝，带有浓郁的唐英风格。与本专场之宋官窑鬲式炉一道源自田路周一的旧藏（图18）。综上所述，日本收藏，鉴赏，研究中国陶瓷的历史源远流长，尤其是镰仓室町时代以来对龙泉窑青瓷及建窑黑釉的鉴赏最成系统，不仅传世名品丰富，而且《茶会记》等文献资料详实。而近代以来，社会上“鉴赏陶瓷”风潮的兴起，其他宋瓷及明清官窑等作为精美艺术品的价值开始得到普遍关注，藏家巨擘及专家硕学辈出，其背景当然少不了活跃于古玩市场上众多古美术商家的辛勤耕耘。“宋龙泉之佳者，日本人谓之砧手，手者式样之谓”，“日本喜素洁之瓷，若豆青，若建窑，若广窑，若茶叶末，皆谓之日本庄。”以上文字出自清末《匋雅》，如实记录了当时的市场情形。时过境迁，百年后的中国经济发展，文物回流，今喜见日本藏家“紫气东来”专场中历代名瓷现身中汉拍卖。在此珍宝归途之际，草就短文，简述日本历史文化中鉴赏中国陶瓷之梗概，以资广大藏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