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1.《中美日报》第八版，中美日报社，民国三十年（1941年）。|著录：2.《上智编译馆馆刊》第2卷第2期，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3.《张元济全集》第3卷P603，商务印书馆，2007年。|4.《世纪》2008年第6期P115-118，世纪杂志社出版，2008年。|5.《张元济年谱长编》下P1160，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 |纸本册页（共五十六页）|说明：张若谷上款。|此为张元济信札五十四通五十六页，为市场中所见数量最大的张氏信札。信件的时间跨度为1939至1951年，而绝大多数作于抗战期间沦陷的上海，是了解张氏及沦陷区事迹的重要文献。信件内容围绕出版业、天主教、沦陷区生活及回忆往昔而作，尤以关乎马相伯之内容为多。其中涉及教会事务，马相伯、冒广生、蔡元培及其夫人周峻、徐新六、费孝通、李提摩太、徐宗泽、徐蔚南、周佛尘、朱经农、李经方、李宣龚等众多名人，并及国际、国内社会时事和趣闻等。|1939年11月4日马相伯因故去世，重庆、上海两地分为举办追悼会，而《马相伯先生年谱》一书即于当年12月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历时时间之短，出版之迅速，实为罕见。而据此信可知，该书出版如此迅速的原因，则主要在于张元济的极力促成。|据张若谷所述《记张菊生先生校序马相伯先生年谱事》可知，张若谷原已将此《年谱》连载于其所任职的《中美日报》，并拟将原稿寄予马相伯以寿先生百岁大庆，“孰料稿未竣，而先生遽殁于异域”，遂于四日后即11月8日即函致张元济，拟将《马相伯先生年谱》的版权让与商务印书馆（此事亦见载于张元济为《年谱》所作序文）。11月8日张元济即覆信一通，可见其对此事之重视。书稿送来，虽“稿子太小”，“目力不及”，张元济仍坚持连夜看了一部分，第二天即致信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王云五，建议此书迅速出版。为赶在马相伯追悼会之前印出《年谱》，同时又命时在沪主持馆务日常工作的经理李拔可，限其于十日内出版此书。后因上海追悼会延至1940年1月27日举行，而《年谱》才于1939年12月末准时出版。|另外由1939年11月14日、11月16日及12月10日信可知，张元济亦亲自为《年谱》校勘加笺注，并作序文，嘱将“于徐两君序，拟请移在贱名之前”，并细致斟酌字句，可见对该序文的重视。应张若谷邀请，张元济亦为《年谱》撰写了《马相伯先生像赞》，并为追悼会撰写挽联《挽马相伯》。虽因故延迟，却尽力而为。此事见于1940年元月4日及元月22日的信件内容。|张元济对出版《年谱》如此看重，除商业考虑外，更是念于与马相伯先生早年的师生情谊。1939年11月8日、11月14日、11月16日、12月10日四信于1937年3、4月出版的《上智编译馆馆刊》第2卷第2期曾出版。3月10日信应是作于1941年，同年刊载于上海《中美日报》第八版。|张若谷曾担任上海《中美日报》总主编，1941年2月底，《中美日报》“艺林”副刊曾刊载一篇《正气楼随笔》，文称“卢沟桥烽火举后，鹤亭竟为诗曰：‘饿死原知俄顷事，一身容易一家难。’此与江某等所谓之饿死事大，同为一鼻孔出气之悖言，盖恐人料其失节，藉以解嘲也。”指责冒广生与汉奸沆瀣一气。冒广生对此颇为不满，并直言此诗句作于其任瓯海官督时作，与事实不符。张元济为此证明并于3月10日函请张若谷为冒氏登报正其清白。|张元济于信中论及蔡元培与其夫人周峻的婚事。张元济与蔡元培等早年皆在马相伯门下，感情甚好。此批信件多讨论国内外各类时事，共同讨论社会问题，因二人信奉天主教，又涉及部分教会事务。晚年的张元济生活困顿，迫于生计，常以卖字营生，字画、陈墨、古籍善本皆在类。|此批信札的问世，不仅还原了《马相伯先生年谱》一书的出版过程，更是补遗了张元济相关文献资料，是极为珍贵和重要的原始文献。|附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一册，含胡适、蔡元培、王云五三人所书征文启事及办法四页。是书红布面精装，书名压印，饰条烫金，端庄典丽。该纪念册原为寿张元济七十大庆作，后因故未赶上寿辰之期，于次年，即1937年1月印出。版权页上所列校对者多达七人，可见慎重程度，初版后不久即再版。|作者简介：张元济（1867～1959），字菊生，号小斋，浙江海盐人。工书法，光绪十八年进士。官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民国曾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建国后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上款简介：张若谷（1905～1967），原名张天松，字若谷。上海人。早年就读于天主教徐汇中学，毕业于天主教震旦大学，后至比利时留学。曾任《大晚报》、上海《时报》记者，南京《朝报》主编，创办大上海人社，并任《大上海人》半月刊主编等。著有《新都巡礼》、《都会交响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