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相：品相基本良好

来源：比利时鲁汶重要私人收藏 记录：比利时拍卖行释出 关乎乾隆军政改革的吉祥御瓷 文／甘进 01.秋狝的取消与恢复 瓷器上的“百鹿图”，从现存情况看来应始于明代万历年间，多见于大罐，且仅见于官窑器物。明代的“百鹿”文化和吉语习俗相关，“鹿”音同“禄”，禄者福也，寓意祯祥。所以“百鹿”暗喻“受天百禄”，更是祯祥。下面这幅虽佚名但可肯定出于明代宫廷画家之手的《百禄图》便可证这一题材的宫廷瓷、画同源。 明万历之后“百鹿”瓷画题材便为少见。而至清乾隆时却突然在宫中流行起来。究其原因，在于乾隆皇帝的一生与“鹿”这一意象纠葛甚多，涉及他的军、政改革。 康熙时期一直有盛大的狩猎即木兰秋狝习俗，此举本质上是练兵，为军事演习。康熙帝为锻炼军队，在承德以北开辟狩猎场，每年秋季狩猎时用八旗兵头戴鹿头，在树林里口学鹿啼叫，鹿出之则合围猎杀。 但自雍正即位之后，由于其政权不稳不易离京，并觉得木兰秋狝耗费太大，加上他本性“好逸，恶杀牲”等原因，雍正帝终止了木兰秋狝活动。 乾隆登基后明确打出继承康熙旧制的口号，恢复了木兰秋狝。此举有加强训练武备、保持满洲“国语骑射”传统之意。于是百鹿尊便开始大流行，这些精美而尺寸硕大的瓷器陈设在宫廷各处，如同政治风潮的醒目标语，在装饰空间之余提醒着观者乾隆帝的政治、军事新主张。当然，从明代一直沿袭的福禄文化也使“百鹿尊”的吉祥之气充盈宫中。 乾隆以百鹿寓军事、政治，还可兹证明的是：其御笔有《斗鹿赋》十条屏，内中言及鹿秉性温驯有秩，具仁义之心，感叹人与人之间的争斗，还不如鹿与鹿之间的争斗那样仁义文明。他还命名意大利人郎世宁和其他宫廷汉人画家一起绘制了《哨鹿图》，以记录乾隆1741年首赴热河的行围活动。 百鹿尊在乾隆、嘉庆时最为流行，可考虑的情况是主动进行木兰秋狝的清代皇帝有康熙帝、乾隆帝、嘉庆帝三人，后来道光皇帝又废除了此活动。 02.粉彩瓷雕之王 这只粉彩浮雕百鹿尊别具特色。此尊通体以粉彩绘山水百鹿图，百鹿神态各异，或奔跑，或嬉戏，或觅食，或小憩，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更难得的是不同于寻常白鹿尊之平面瓷画，此器上的群鹿及山石树木皆以凸雕手法展现，层次丰富，做工复杂，立体感强烈，给人穿林过树，百鹿绕身的视觉享受。 在构图之中，还暗藏两个“百”的线索：一者是画中的柏树，因“柏”与“百”同音；二者是混杂在褐鹿、赤褐鹿中之白鹿，而“白”亦谐“百”。在吉祥文化上，古人认为动物毛发为白是其寿岁百千年之像。晋代学者葛洪《抱朴子》便也有“鹿寿千岁，与仙为伴”之言。 这只百鹿尊与众不同处在于它的精细浮雕工艺，这是此时期中国瓷业的又一大巅峰创造。即《饮流斋说瓷》中所言：“至乾隆，则华缛极矣，精巧之致，几乎鬼斧神工”。此做法受到如中国传统石雕、竹雕艺术的影响，也和来自西方的雕塑艺术品流入清宫有关（如极受皇帝喜欢的西方浮雕大座钟）。乾隆二年时，造办处专门设立了“江西烧造瓷器处”以监制各类瓷雕作品，此类作品华丽而精致。 造办处常年大量征集各地雕塑高匠入宫制作，并聘请有一批西方艺术家负责指导和监制工作，后发样景德镇烧制。如下面这件中国陶瓷的世界拍卖纪录保持者清乾隆“有凤来仪 百鸟朝凤”大转心瓶便是这类瓷上粉彩浮雕的典范作品。 这只百鹿尊为无款官窑。官窑不署款的现象，清代康、雍、乾三朝时有发生。“康熙不尚尊号”，故早期常有不署款或只署寄托款的官器；《唐英瓷务年谱长编》载：雍正朝“烧造的御用瓷器必须经雍正皇帝审定，方可烧造”，故也时有不署款者；乾隆时期也有故意不署款的现象。据载，乾隆皇帝曾多次传旨：“仿旧做不要款”，有的“不必落款”。还有一种情况是，古时烧瓷失败率很高，为了留出余量每批次都会多烧造一些，以备烧坏或使用、运输过程中损坏候补，这些多备之瓷多有不署款或后加低温矾红彩款识的例子。 与这只粉彩浮雕百鹿尊可兹对比的是著名古陶瓷大家孙瀛洲先生向故宫博物院捐赠的文物中有只清嘉庆粉彩凸雕婴戏图螭龙耳大瓶，此瓶亦为无款，但同样官窑无疑。 乾隆帝对陶瓷艺术的喜好几近狂热，将瓷器生产视为其文化、政治事业的一部分。其对鹿之题材极度重视，《乾隆七年纪事》档便载：“五月初二日太监高玉传旨，将唐英烧造之鹤、鹿，嗣后烧造时，鹤俱要对面，其鹿脖子要直的。”在此背景下，百鹿尊方成就了如此无与伦比的艺术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