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识：“大清嘉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来源：日本藏家旧藏，附旧包装及相关资料。上海博物馆藏《清乾隆·松石绿地金彩龙纹贲巴壶》藏传佛教自十三世纪起传入内地开始兴起。其时西藏萨迦派教主萨迦班智达之侄八思巴于至元六年，被元世祖封为“大宝法王”，并奉为帝师，领宣政院事，管理全国佛教和藏区事务，至明清两代，藏传佛教对宫廷的影响并未消失，尤其清王朝建立后，尊崇藏传佛教中的喇嘛教为国教，清太宗将“兴黄安蒙”定为基本国策，即一方面用武力扩展势力，另一方面则开始利用藏传佛教的影响稳固政权。崇德四年就曾派人赴藏“延致高僧”。“崇德七年十月己亥，图白戒部落达赖喇嘛，遣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戴青绰尔济等至盛京，上亲率诸王、贝勒、大臣出怀远门迎之”。至乾隆一朝，其尊奉黄教的目的在乾隆五十七年撰写的《喇嘛说》中表达明确，“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馅敬番僧也。……我朝之兴黄教则大不然，盖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之，以为怀柔之道也。”在此认知的基础上，博闻强记的乾隆皇帝以“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习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后可。”并认为想要利用宗教治理国家，需要先了解宗教的底蕴，“予若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始习之时，或有议为过，兴黄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则今之新旧蒙古，畏威怀德，太平数十年可得乎？” 在此种思潮的引领下，此一时期景德镇御窑厂大量生产了各种瓷质的佛教用具，如七珍、八宝、贲巴瓶等，除了作为宫中佛堂供奉之外，也用于赏赐西藏地区的宗教领袖及佛教寺院。 嘉庆皇帝延续此种理国之策，即位之后亦虔诚礼佛敬佛，既保留宫中各处佛堂寺庙，维持前朝的规模，勤加修持敬献，又效仿圣祖、世宗、高宗之举，于嘉庆十六年亲率藏蒙王公贵胄西巡佛教圣地五台山；曾在避暑山庄多次接见藏蒙地区的各派宗教领袖，促进彼此的信任和交流，令清宫与藏蒙的密切关系一直得到维系，当年交往盛况可由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嘉庆万法归一图》窥知一二。因此嘉庆时期宫廷艺术继续融入藏传佛教的色彩，其中在御瓷的制作方面体现为景德镇御窑厂秉旨沿袭前朝则例，继续烧造生产了大量具备浓郁藏式风格的瓷质法器、供器。如本品即为延烧乾隆一朝的贲巴壶式样，洗口，束颈，球形腹，高足微撇，腹部有龙首形流，弯曲向上，端庄雅致。通体以蓝料地之上绘金彩装饰，口部、颈部、足部均以金彩绘蝙蝠祥云纹、回纹、如意云头纹、莲瓣纹等，腹部主题绘海水双龙戏珠纹，流部做龙首吞噬状，完美地将藏传佛教用器的造型与典型的宫廷纹饰融为一体。巨龙神态凶猛，造型逼真，龙睛以墨彩点缀，龙身穿行于祥云之中，整器无一不体现了宫廷御瓷的一丝不苟。洗口上下边沿，口部、胫部及足部采用描金连珠纹装饰，更添富丽堂皇之感。底施松石绿釉，正中落“大清嘉庆年制”矾红六字篆书款。贲巴壶为净水法器，用于洒番红花净水于新入佛门之弟子，其造形沿袭西藏金属器，如一件刻花金壶，刊于《沈阳故宫博物院文物精品荟萃》，页43； 非祭典时，贲巴壶供于佛坛，罩锦衣，参考《雪域藏珍：西藏文物精华》，编号74。乾隆、嘉庆御窑以藏区金银贡器为蓝本，以瓷复制，殊为不易。此类瓷质贲巴壶大多以缠枝莲及八吉祥纹为饰，如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一例，刊于贺利，《Chinese Ceramics》，图版162；该馆尚有黄地粉彩例，属Avery Brundage 旧藏，馆藏编号B60P178；伦敦维多利亚与亚伯特博物馆藏一件绿地粉彩八吉祥作例，刊于柯玫瑰，《Chinese Ceramics. Porcelain of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图版101；而如本品所饰龙纹例则较少见，前序博物馆藏乾隆朝一例，通体以胭脂红料彩为饰；另一例为张宗宪先生旧藏，录于《云海阁》，页242，图116；除此外青花矾红贲巴壶，可参考一例，展出于《天民楼藏瓷》，编号118；罗桂祥旧藏一金地粉彩贲巴壶，载于《清瓷荟萃：香港艺术馆藏清代陶瓷》，编号68。道光朝亦有延烧，如关善明珍藏二件道光粉彩贲巴壶，展出于《Joined Colors. Decoration and Meaning in Chinese Porcelain》，赛克勒美术馆，华盛顿特区，1993年，编号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