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款：董文德公祠祭器 雍正岁乙卯仲春虔造 此组龙耳瓶为一对，应为一组五供中其二；盘口，长颈，鼓腹下垂，颈两侧设一对龙吞柄耳，龙首双目圆睁，鬃毛卷曲，饶有气势，颈中部上铸刻有“卍”字纹。腹部皆对侧开光，四面图案分别为“桃荷菊梅”，代表一年四季的美好风光。花和枝叶或俯或仰，或卷或舒，花茎则交错缠绕，委婉多姿，富有动感，优美生动。整器高近半米，造型端庄稳重，威严中不失雅致，足见铸造者巧思。底款铸刻：董文德公祠祭器 雍正岁乙卯仲春虔造，遍查公私资料，此对如意开光“桃荷菊梅”四季花卉图龙耳瓶应为流坑董氏文德祠内的五供之二，成对保存至今，为难得一见的雍正纪年器。五供，又称泰山五供、佛前五供，其造型多仿青铜器，在明清时期较为流行。由香炉一只、烛台与花瓶各一对，五件器皿成一套，合称五供，多摆放于宗祠庙宇或厅堂大案，大多工艺考究、造型古朴。此龙耳瓶所属的董氏宗族可追溯到五代南唐昇元年间（ 937－942） ，董氏先祖自乐安县东北的宜黄县徙居江西流坑，垦荒拓殖，靠着辛勤的经营、良好的自然条件和对宗族教育的重视，流坑董氏家族愈益壮大，宋代时渐成为科甲联中、仕宦众盛而雄于江右的巨家大族。流坑村因董氏家族历史发展悠久，历千年而聚居一村，且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中国传统农村的耕读文化，而有“千古一村”之美誉。宋元时期，董氏走的是一条“读书－科举－仕宦”之路，科举入仕几乎成为宗族教育的惟一目的。两宋三百年间，董氏一族进士及第者有26人，其中北宋18人，南宋8人，可见其科甲之盛。但是到了明清时期，科举业却是一落千丈。明清时期仅进2人、赐同进士1人、举人5人。究其原因，与流坑董氏的教育观念转变以及以商人为主导的宗族经济有关。一来，流坑的业儒者所推崇的是陆九渊、王阳明的“致良知”之学，而明代的科举取仕仍以程朱理学为准则，这显然有些不合时宜。二来，流坑商人在经商致富后，除营造宅第、购山置田外，就是向官府输纳钱财买官。他们既生活富足，又声名显赫，对那些苦修举业的儒生产生了巨大的诱导作用。在他们的影响下，儒生们纷纷放弃举业，改事经商、习医、堪舆、学艺等业。此对龙耳瓶所提董文德便是在这种影响之下弃儒从商的成功实例。董文德，清康熙时生人，“少时亦习举业”，后因“困境阻”，才“弃儒就商”。董文德于清康熙年间捐献了近六百石租谷的稻田，作为流坑董氏镜山房应付军漕负担的“协济”田，有功于一方，因此“本方长幼亦咸感激，立有议约，乐附其主于镜公祠，享祀春秋。后因其子立有专祠，众溯芳源，转以厥考厥妣附祠，以践夙议。”其子所立的专祠即文德公的个人祠堂——文德祠，建于雍正七年（1729），距文德去世30年，实行每年春秋祭祀，而本器铸造于雍正十三年（乙卯）仲春，应为董氏后人于雍正十三年春祭时恭造之器。关于文德祠的文献记载，还有雍正十一年癸丑（1733）徐希茂护理抚州府印务为文德祠撰写的《藏书楼记》。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当年的风云人物早已离去，只留下后人对其无穷的追思。本应置于祠堂之上的五供，经过战火等各种波折，现今辗转至此仍是成对呈现，是一种缘分也是历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