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诗:「蘅皋掇菁藻，毡室伴清嘉，却喜多风韵，偏宜对月华，蔘来红艳伙，映处绿丛斜，还从文轩侧，微吟倚碧纱。」「乾隆癸亥御题」「乾」「隆」 此件壁瓶外壁以古铜彩为地，营造锈蚀斑驳的质感，减地浮雕夔龙纹，纹饰描金彩。器身中央开光墨彩书乾隆御题诗文，曰：「蘅皋掇菁藻，毡室伴清嘉。却喜多风韵，偏宜对月华。纷披红艳伙，掩映绿丛斜。还似文轩侧，微吟倚碧纱」，末钤红彩「乾」、「隆」篆书印。壁瓶作半器状，背面平坦设凹槽，便于悬挂。明人文震亨《长物志》中称之「壁瓶」，清代则称为「挂瓶」或「轿瓶」。其主要用途为插花，陈之厅堂、轿辇，以作装饰。壁瓶自明万历年间开始逐渐流行，此时壁瓶尺寸较大，悬挂于居室。明代高濂《遵生八笺．卷七．起居安乐篇．高子书斋说》云：「床内后柱上钉铜钩，用挂壁瓶，四时插花，人作花伴，清芬满床，卧之神爽意快，冬夏两可」。及至清代，随着帝王审美的变化，壁瓶的形制与尺寸变化很大，御窑厂烧造大批壁瓶用于装饰宫殿，以瓷瓶插花逐渐成为宫中习俗。寂园叟《陶雅．卷下．陶雅十一》提及：「一瓶之式样，千变万化。无有穷期，故瓶独尊于他品」。而壁瓶作为瓶式的一种，在乾隆时期种类更是繁杂多样。除了造型多样的器形，这一时期壁瓶还出现了一种开创性的装饰技法，即将瓷器纹饰造型与帝王御题诗句相结合。壁瓶也因其可「随行供啸咏，沿路撷芳华」，故深得乾隆帝青睐。从传世品及《清档》资料可知，乾隆帝对壁瓶珍爱有加，并多次下旨交由唐英烧造，以用来装饰内廷及文房陈设。起先御窑厂烧制壁瓶只有画而无题咏，后于乾隆七年，皇帝曾专门下谕旨于唐英：「将御制诗一首，交唐英烧造在轿瓶上用，其字并宝玺酌量收小，其安诗地方并花样亦酌量烧造」，自此，壁瓶集诗书画于一体，无论是器形、纹饰和品种都更为丰富多彩。拍品此诗是乾隆癸亥（乾隆八年）七月中旬西巡途中所作。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清档》记载，乾隆八年，「八月初四日，广储司库使曹报上带来内大臣海望信帖一封，内开本年七月二十七日太监高玉交御题《蘅皋掇菁藻》五言诗一首。传旨：着寄与唐英照从前烧造过挂瓶式样，将此诗写上，烧造数件送赴来京，钦此」。由此可知，此件壁瓶式样和搭配的御制诗，是乾隆帝所钦定。乾隆壁瓶诗文内容大多是乾隆皇帝出行在外有感而发即兴所作，瓶身再配以人物、山石、花鸟等装饰，从而展示出不同的组合效果。通过一种特殊的方法记录了帝王的日常生活点滴，也为在枯燥的宫廷政治之外增添了一些生活情趣，成为帝王娱乐的一种方式。乾隆帝的这种细致情怀，高度契合了中国人情感上与传统精神中极为深刻的东西，尽管壁瓶这一品种在庞大的瓷器分类中所占的比例不大，却正是因为其少见，才更见余味隽永。全器搭配和谐雅致，诗、书、印融为一体，相得益彰。纵观今日公私收藏，此种仿古铜青绿描金开光装饰形式的乾隆壁瓶数量稀少。笔者检阅相关资料，目前所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清乾隆仿铜金彩诗文瓷轿瓶，并与乾隆五十五年《呈贡档》：「正月初五日，……遵旨查看得原任九江道海绍之妻呈缴入宫贡物：……御制诗仿青绿鎏金轿瓶二件……」所载瓶例相符。其纹饰、制式皆与本拍品十分相似，参见《瓶盆风华．明清花器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14年，页226，图Ⅱ-47，可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