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刻款：“顺治庚子岁法子函昰祝本师和尚六十一初度供” A EXPECIALLY RERE BRONZE BALBERD-HANDLED CENSER Qing Dynasty, Shunzhi Period H: 11.8 cm；D: 24 cm；3030g 法器金光—见证清初岭南佛门师传的重要法器此件清初精铸的戟铜炉，可称为岭南铜炉第一，不仅同为顺治纪年款，亦皆属佛家供器，而且其中故事还斑斑可考，承载着明末清初岭南佛门一段重要的历史。岭南佛教源远流长，有着上千年的积淀，唐代时六祖慧能创建南禅宗，对后世佛教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末清初，岭南佛门成为遗民逃禅的渊薮，名刹林立，高僧辈出，门徒广众，盛极一时，则又是岭南佛教史上的精彩一页。明季中原板荡，江山易代，大批士人剃染披缁，遁迹空门。讲述此时的岭南佛门事迹，总无法绕开罗浮山华首台空隐道独和尚门下的“二驹”，一是被誉为岭南遗民精神领袖的天然和尚，他出身番禺大族，剃度前曾中乡试亚元。另一驹剩人和尚，来自博罗韩氏宦族，乃明代吏部尚书韩日缵之子。二驹削髮受具之前，饱学读诗书，既得名师之传，精通佛法，又擅于诗文，格调高逸，当时海内遗民士夫，多敬仰膜拜，归于门下，盛极一时。像是天然门下今字辈，今释，乃浙江进士，仕宦南明，后不忍睹明朝覆灭而来投天然门下，即是著名的澹归和尚。清初岭南三大家屈大均也一度皈依为天然弟子，法号今种，而陈恭尹、梁佩兰，也与天然过从甚密，唱和之诗文，多见各家文集。明末清初的岭南佛门，且不说对后世广东佛教影响之大，光说对岭南藏界而言，即占重要一席。清初岭海诸名僧在世之时，已是粤藩仕宦热衷的交往对象，他们的著作刻本、丹青墨迹，也为岭海僧俗奉为珍宝，清代以来至今，一直为人竞相收藏。嘉道年间，谢兰生《常惺惺斋日记》记录了与招子庸一同欣赏招氏所藏澹归的画卷和清初鼎湖山庆云寺僧迹删的诗册。行商潘正炜所刻的《听帆楼法帖》也选有天然和尚的书迹。江西著名诗家吴兰雪曾为孙懒云什袭而藏的“澹归旧砚”赋诗纪事。罗浮山华首台则保存着天然和尚诗幅，直到清末潘飞声来游时犹能目睹。清末世变日遽，佛门衰微，寺僧变卖寺产的新闻时有传出，甚至及祖师文物也会私下兜售。光绪间，著名藏书家叶昌炽游幕岭南，《缘督庐日记》记录他闲暇时每好游瞩名刹，探访古迹。某日他去参观大北门外的双山寺，发现寺中“藏澹归自书诗卷，寺僧许出售，但值昂耳。”而海幢寺著名的“澹归碗”，据清末寺僧石夔《绿筠堂集》书中称，祖师之钵在寺内早已无存，究其原因：“盖为好事者取去。噫，物以道贵，不亦宜乎。”言下之意，寺院文物早已不断流出寺外，被当作稀世珍品，为藏家所宝了。本品大概也是在这样背景下流出寺院，辗转百年，近日重回故土。此炉体积硕大，高11.8厘米，口径16.7厘米，总宽达24厘米。该炉属宣德炉之彝炉系，其源流拟宋瓷二十九式之戟耳炉器，器型流行于明末清初，敞口束颈，鼓腹圈足。炉口肥润，身形沉稳，戟耳圆厚，顶天立地，仿若如来之耳。铜炉周身宝光溢彩，铜质金灿，光影浮动，仅仅如此，已足称美品。而最令人惊喜的，是炉底有铸刻款四行，曰：“顺治庚子岁法子函昰为本师和尚六十一初度供”。从款识可知，该炉来历名头非同小可，这是顺治十七年（1660），天然和尚为其本师空隐道独和尚六十一岁生辰特地烧铸的供佛法器。根据钱谦益所撰《长庆空隐道独和尚塔铭》，空隐和尚生于万历廿七年（1599），圆寂于顺治十八年（1660），世寿六十二。顺治十二年（1655），空隐应平尚二藩之邀到海幢寺说法，直到顺治十八年返回芥庵，并于是年七月辞世。住锡海幢期间，空隐与钱谦益有书信往来，又曾会见过年少时的朱彝尊，而高足天然和尚亦常趋侍左右。天然于崇祯十二年（1639）公车北上，舟泊南康，三上黄岩寺拜谒空隐，并于次年祝发受具，皈依空隐门下，得法名函昰，字丽中，别号天然，他是空隐门下得意弟子，师徒二人情谊甚笃。顺治十五年（1658），天然五十一岁生朝，《天然语录》有载当时：“承华首老人宠赉隆重，一时缁素远近咸集，为是上座庆生。”可见空隐为了爱徒生朝，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庆生会。于是到了空隐六十又一生朝时，弟子天然必是不敢怠慢，竭诚相报。如今传世的天然祝寿之礼，除了这只戟耳炉，今海幢寺还藏有一件铜水仙盆，也镌有相同的底款，是天然为本师祝寿供奉之器。从这把精铸的戟耳炉，再去玩味《天然语录》中“宠赉隆重”一语，颇可窥见当年海幢寺财力之雄厚。然而对于清初广东佛门来说，一点不足为奇。当时广东佛教兴盛，与粤藩鼎力支持有莫大关系。号称广州“五大丛林”的光孝、华林、大佛、海幢、长寿，除光孝寺之外，都是在这时期扩建而成。至于鼎湖山的庆云寺，番禺的海云寺，也得到粤藩的慷慨捐助。当时寺院规模、殿宇结构，以及佛像礼器的制造都极尽精美气派。像顺治九年（1652），平南王捐铸了一躯鎏金释迦如来铜佛安放在番禺海云寺，镌款“博山下二世雷峰隆兴寺本师天然昰和尚率大檀越喜铸”。这个款识正好可与此香炉款相参照，以见其时代。康熙三年（1664），平南王修建广州大佛寺，该寺的金身大佛，亦是以黄铜精铸，高六米，重约十吨，是广东省内现存最大的古代黄铜铸像。于是顺治十七年（1660），天然和尚会以铜炉、铜洗作为其师的寿礼，也十分契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现存海幢寺的清乾隆外销画——海幢寺组图，我们亦能在祖师堂的供案上看到供奉祖师的铜香炉，其背后的故事，似乎从这件戟耳炉身上找到了印证。自明代宣德年间成功运用黄铜铸造铜炉，此后不论是皇家、佛门，还是名公豪富，无不争相铸造。明末清初，结合铸造技术的进步、仿古之风的盛行等，铜炉制造达到历史的高峰，各类取法三代鼎彝，宋瓷之长的铜炉多出于时，其形态之优美，工艺之讲究，皮色之温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外，当时精心铸造的铜炉，往往辅之以文人雅士的私家名号斋号印款，更让器物本身承载了更多历史文化内涵，给予后人以无穷探寻想象的空间。故自清代以来，铜炉向来是文人雅士收藏的重点对象，而特殊的款识更是受人追捧。2016年，一款由瑞士藏家旧藏的清雍正洒金“恕园”款戟耳炉，以690万元于国内竞出。而经名家递藏，经历显赫的铜炉，则更受市场追捧，如经赵沆年、王世襄二先生旧藏的“献贤氏藏” 款筒身戟耳炉，自2010年现身拍场，以291万成交，六年后的2016年，继以805万易手。而王世襄旧藏中另一款有明确纪年，且款识显示为佛家供器的“大清顺治年辛丑邺中比丘超格虔造供佛”款冲天耳三足炉，原为赵沆年旧藏。北京沦陷期间，赵不得以将炉出让，临终之前仍叮嘱王世襄，称此炉为“最佳之炉”，“绝无仅有”，“视明炉尤为可贵”，希望能再度把玩。该炉其后由王世襄辗转购回，2010年现身北京拍场，以1176万高价竞出。此炉作为清初岭南佛门法器，背后涉及到当时岭南佛门领袖人物空隐和天然师徒，又是明末清初铜铸造业发达的实物例证，无论对于佛教和历史研究应当都有重要意义。顺治庚子迨今，又复庚子，相隔正好三百六十年，因缘转续，失而复见，冥冥之中似有天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