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壶紫泥为胎，呈赭红色，胎中有银砂闪点。胎土特征与1968年江苏省江都县丁沟乡郑王庄明万历四十四年曹氏出土的“大彬款六方壶”（现藏于扬州市博物馆）胎土几为一致。壶身为直筒宫灯式，高颈，嵌盖，平折肩，圆珠钮，壶盖呈双层台式，三弯流，耳状把壮实有力，器身由于窑中窑烧原因巧使整器烧制呈“太极双色”一般，颇具美感，整器制作讲究，稳重大气。壶底钤木章“时大彬制”，此形制最早可见于北京工商大学出土于明万历赵西漳墓的紫砂套杯，显见晚明即使用木印钤款。周高起着《阳羡茗壶系》载：“时大彬，号少山，或陶土，或杂钢砂土，诸款具足，诸图色亦具足。不务妍媚而朴雅坚栗，妙不可思。处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壶，后游娄东，闻陈眉公与琅邪、太原诸公品茶施茶之论，乃作小壶。几案有一具，生人闲远之思。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遂于陶人标大雅之遗，擅空群之目矣。”顾景舟先生说：“砂艺史上一致推荐的大家，当以时大彬为典范。他的贡献在于：对砂艺开创时期技艺法则的创造性革新，这是后辈从业者都应该为之歌功颂德的，更重要的是，他为后世留下了惊世杰作，创紫砂艺术陶文化的先河。”（顾景舟《紫砂陶史概论》）有诗句赞扬时大彬的作品：“千奇万状信出手”，“宫中艳说大彬壶”。时大彬壶在明万历年间就大受欢迎，价格昂贵。明晚万历许次纾在《茶疏》中云：“往时龚春茶壶，今日时大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 《阳羡茗壶系》作者周高起因“供春大彬诸名壶，价高不易办，予但别其真而旁搜残缺于好事家，用自怡悦，诗以解嘲”。可见大彬壶在明代已经是“价高不易办”，而且仿品众多，周高起只得“但别其真而旁搜残缺”，从好事家手中谋求残缺大彬壶以怡悦。至清康熙年间已经是“时壶市纵有人卖，往往赝物非其真”（陈维崧诗）。时至今日，大彬壶的真伪更难鉴别。前南京博物院副院长、中国陶瓷专家宋伯胤先生说：“在我国紫砂陶器史上，时大彬的出现，无疑是一颗交接灿烂的明星，光彩照人。当人在世上时，他的作品不仅受到达官显贵、文人学士和村野农民的喜爱和“宝惜”；而且已经出现了仿作，真品不易得到。此后，真伪具见，鱼目混珠的情况在文献资料中屡有发现。”（《紫砂苑学步—宋伯胤紫砂论文集》修订本）目前为考古界、学术界和收藏界较为一致公认的大彬壶主要是三件考古发现的出土器：一：江都县丁沟镇曹氏墓出土的“大彬壶六方紫砂壶”。墓葬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二：无锡出土的“如意纹盖三足圆壶”。墓主是明代南京翰林学士华师伊，卒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福建漳浦县卢瑞峰（一说卢维祯）墓出土的“紫砂鼎足盖圆壶”。葬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除此以外的诸多时大彬款紫砂壶，无论是博物馆藏品，还是民间藏品，均难以令人一致信服。但即使这三件时大彬的作品，也不能完全确定是时大彬本人亲手所制。《阳羡茗壶系》中记载：“今世所传大彬壶，亦有仲芳作之，大彬见赏而自署款识者。时人语曰：李大瓶，时大名。”李仲芳是李茂林之子、时大彬徒弟，被称为大彬门下第一高足，所制紫砂壶必有过人之处。这些大彬“见赏而自署款识”的大彬壶，如同现在的“代工”之作，徒弟代师傅，子女代父母，作品得到具名者认可，外人真假莫辨。因此时大彬的作品在他还在世时已经难辨真伪，何况四年后的今天。那么究竟如何看待大彬壶呢？《紫砂苑学步—宋伯胤紫砂论文集》中宋伯胤的一段话对笔者很有启发，他说：“前年，有位朋友问过我，说这三件紫砂壶会不会是和时大彬同时的人仿造的？当时我给他说：当然会有这个可能。但从张大复（生于明嘉靖三十三年，崇祯三年卒）在他写的《梅花草堂笔谈》‘钓鱼’一条讲到的故事看，当他之世，‘仿时’作品在工艺上已有‘时彬壶不可胜’的看法。所以往往是‘辄作辄毁’，不让其仿品传世。退一步讲，即如是同代人的仿作，因其与时大彬同时或稍后，看到大彬真品的机会较多，仿品源自真品的可能性也极大，再加上有确实的考古纪年可考，所以他们仍不失为用来比较传世品大彬壶的信实的证据。“综观此壶，体量颇大，符合时大彬早期制壶风格，所用泥料很细，俗称“砖红泥”，与江都县丁沟镇曹氏墓出土的大彬款六方紫砂壶用泥类似，该壶造型与2005年5月北京工商大学内三座明代太监墓中国的一号墓出土的，放在西侧壁龛内的两把紫砂壶在明晚较为流行。但由于此壶不是正式考古发现，即使出自明代墓葬，也已经说不清了，因此，只能说此壶有可能为时大彬的早期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