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继胜|佛教造像在唐宋以后地方化与“密教化”的表现形式之一是造像华严化，华严的华藏世界学说在造像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早期单瓣或双瓣莲座向多层莲花座演变，宋辽时期的大瓣三层莲座是这种变化的典型例证。元明之际，莲瓣变小，但莲花层层叠进，宛如一个多层小莲花聚成的花球。在造像组合上，由法华经体系传出的释迦三尊与华严体系传出的华严三尊在佛教艺术的复兴浪潮中相互融合互换，但毗卢遮那华严三尊组像更为流行。|我们现今看到的这一组三尊组合，正是在华严三圣造像流行且日益成熟的大背景下出现的，虽然主尊造像样式，两侧的胁侍菩萨，华藏世界风格的多层小瓣莲花座都与此时的华严三圣非常接近，但主尊右手触地印，左手禅定印，应该确定为释迦摩尼。宋元时期释迦三尊释迦摩尼多承袭辽金式样，释迦右手扬起作说法印，左手禅定印；元明之际逐渐确定为左手触地印，右手禅定印。密教身相的华严三圣毗卢佛戴菩萨冠、作智拳印，但也有毗卢佛作早期辽宋时期佛陀手印，可以称为释迦摩尼，也可以称为毗卢佛。此尊如来为触地印，当为释迦摩尼，是明清之际较为少见的释迦三尊。|释迦摩尼着明代流行的藏式佛衣，螺发低平，沿袭辽金早期式样，面庞方正，法相庄严，是明清之际汉地雕塑水准下降时期少见的造像，有京城大觉寺所藏明初智化寺三世佛夹苎造像的遗韵，但躯干和四肢比例透露出明末清初造像的形体特征。两侧虽为胁侍菩萨，但造像体量与主尊相同，与宋元以后以三大士造像为代表的平均三尊地位的趋势有关。两侧胁侍菩萨璎珞与宋元以来汉地菩萨的装饰相同，藏传佛教永宣造像璎珞也属于这一传承的变体，璎珞也是判定为菩萨的重要依据。此外，可见菩萨额头垂鬘，以及高发髻，头顶的菩萨冠遗失。两位菩萨的手印基本相同，右手外展、中指、无名指屈起作施无畏印（或说法印）；左手稍举，拇指与其余四指形成环握，估计原本有活动的持物。作为释迦三尊或华严三圣，其余两位胁侍菩萨分别为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但这两尊像没有任何显示身份的标识，莲花座下须弥座也看不到狮子和大象，因而两位菩萨的身份应该分别在左手执握的梵夹智慧剑和如意来体现。|三尊莲座都在六角束腰须弥座上，最下方是流行于五代至宋元时期东南诸地的圆角桌几，栏角有摩尼宝。造像的背龛窄而长，背光留空较大，与北京地区明后期寺院三尊造像的背龛相似，最为特别的是三龛都雕刻了三龙两凤，主龙正面在上，两侧为侧面飞龙，左右下方龛柱为双凤。其中主尊释迦摩尼佛头上有龙须五缕，两胁侍菩萨龙须为四缕，与中国古代的吉祥寓意有关。如《史记·封禅书》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背龛没有雕刻佛龛常见的迦楼罗和六孥具，而是雕刻中国传统造像中象征皇权的龙凤图案，应当是清初三尊造像的创造，到清代后期，这种龙凤龛在岭南地区木雕中流行。|本释迦三尊像采用干漆（生漆）夹纻技术制成，这种工艺流行于现今浙江天台一带，据传由东晋雕塑家戴逵、戴颙父子创造，宋元之际，寺观建造需要大量的造像，铸铜材料入不敷出。另外，沉重的金属造像对建筑结构有特殊要求。元代尼泊尔人阿尼哥和大都艺术家刘元等合作，将金铜造像移植到夹苎造像，如虞集《道园学古录》记载：“漫帛土偶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俨然成像。昔人尝为之，至正奉（指刘元）尤极好，抟丸又称脱活，京师人语此。”因而北方的夹苎佛像保留了元代造像形体的特征，此释迦三尊形貌仍可见早期|式样。|释迦三尊多供奉在寺院正殿大雄宝殿，华严三尊供奉在寺后毗卢殿，以此三尊的体量或许是小型佛堂所供奉的组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