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简介 为德国著名鸟类学家卫格德一生影像及文献遗存，时间跨度自1900年代至1970年代。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民国期间，卫格德两次来华考察时的照片、幻灯片、底片、日记、信件、证件、出版物、器材设备等原始资料。包括：1914-1919年，卫格德首次来华时沿途所摄幻灯片、底片，如汉口、宜昌、万县、重庆、资阳、成都、映秀、灌县（都江堰）、汶川、松潘、嘉定（乐山）、叙州（宜宾）、雅州（雅安）、打箭炉（康定）、道孚、德格、巴塘、德钦等地的地理、人文、建筑、动植物等珍贵影像资料；另有卫格德在北京举办动物标本展览及华北考察时与中方人士的通信，其在广州德华学校任教期间拍摄的合影、底片及收藏的学校相关文本等原始文献资料；以及卫格德一直坚持记录的日记、天气记录等原始手稿数册。1930-1931年，卫格德作为美国费城科学考察队队长第二次来华考察时所摄幻灯片、底片、大幅展览照片，如汉口、宜昌、万县、重庆、资阳、成都、映秀、灌县（都江堰）、汶川、松潘、雅州（雅安）、泸定、打箭炉（康定）、雅江、八窝龙、木里、永宁、丽江、大理等地珍贵影像资料；另有卫格德的日记原稿，及此次考察过程中成员的护照、持枪证、名片、与中外人士的往来信件等其他纸本资料。而在卫格德近200册的学术期刊等出版物收藏中，除鸟类研究及动物学期刊外，还有诸多中国相关内容的杂志、论文等，以及与华人学者的往来信件。此外，此收藏中亦包含了其一生中各时期的工作、生活资料。如卫格德自传手稿两册；其1913年前在赫尔戈兰岛工作时的日记、影像记录、明信片及学术资料。任职汉诺威萨克森州立博物馆自然科学部主任时的相册。以及赴欧洲各地、美国及日本等地考察、旅行所摄底片、照片等。|此组收藏之珍贵，首先在其为最原始的一手资料，无论影像还是纸本文献都来自卫格德旧藏，包含许多未被学界发掘的重要资料。其次，它是中国近代自然科学史上的重要遗存，是民国时期外国探险队赴华考察大潮中的典型案例。第三，它是珍贵的民国时期中国西南腹地影像遗存。第四，卫格德遗存中出现的大量影像记录，是摄影正式被接纳为科学研究媒介的重要见证。||以科学的名义——德国动物学家卫格德的川藏考察|王一飞|卫格德（Max Hugo Weigold，1886-1973）是一位德国动物学家，也是鸟类环志研究的先驱。卫格德1886年出生于德累斯顿，青年时代在耶拿和莱比锡学习自然科学和地理。后在德国北部赫尔戈兰岛（Heligoland）的鸟类观察站工作，这里是世界上最早的鸟类环志研究场所之一。自然科学和地理的学习使卫格德对田野调查十分着迷，这也是动物学研究必要方式。学生时代的卫格德常常在地图上神往这个星球上的“神秘地带”，并对中国腹地的康巴藏区尤为向往，因为他推断在这样的地貌之上将有着丰富的动物资源，是一个可以获得巨大科学回报的地方。||“正如我1914-1915年所见，我的判断没有错”，卫格德后来写道。||一、1914-1919：一战阴霾下的首次川藏探险|1913年10月的某天，身处德国赫尔戈兰岛的卫格德接到电报——来自德累斯顿的施托茨纳（Walter Stötzner）邀请他作为随队动物学家参与一次为期两年的中国四川探险。兴奋的卫格德立即赶到德累斯顿与施托茨纳见面，商讨探险队的准备事宜。施托茨纳是一位建筑师及预备役军官，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探险者，此前他已经去过波斯、土耳其和此行的目的地中国。这也让卫格德信心倍增，他爽快地同意了施托茨纳提出的条件：作为随队科学家，卫格德没有报酬。但他可以在考察结束后，以自己的名义发表科学成果。而此行所获的藏品归施托茨纳所有。||1913年11月24日，施托茨纳探险队一行从德累斯顿乘船去往上海。此行除了年轻的鸟类学家卫格德外，还有昆虫学家埃米尔•丰克（Emil Fünke），以及地理学家奥托•伊斯拉埃尔（Dr. ing. Otto Israel）。而探险队的其他成员中，施托茨纳和F. Secker已经先行出发，另一位植物学家林普瑞奇特（Dr. Limpricht）本就在上海任教。||到达上海后，卫格德一行短暂休整。在整理行装，办理手续，并招募厨师及劳工之后，探险队一行于1914年1月9日沿长江向中国内陆进发。1月13日左右到达汉口。2月9日到达宜昌。此后在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卫格德遇到了德国领事魏斯（Max Friedrich Weiss，1877-1955），魏斯曾在成都和云南之间徒步旅行，对地理学与生物学亦有浓厚兴趣，这些都让即将去到那里的卫格德痴迷，并且给了他极大鼓舞。他所描述的线路也对卫格德后来的考察产生极大影响。||1、“竹熊”与战争|1914年3月11日，卫格德随探险队到达重庆。在这里丰克和卫格德重新分配了物资。他们需要给每个组分配足够两年使用的食物、弹药、照相材料等。3月18日启程赶赴成都，并在约十天之后到达。两位动物学家丰克和卫格德于1914年4月7日自成都动身北上。两天后到达灌县（今都江堰市），开始了他们真正的考察工作。虽然探险队是以科学考察的名义入境，身为科学家的丰克和卫格德也在考察期间留下了许多动物观察、气象记录、和自然地貌的文献，但是探险队此行的主要工作还是打猎，从而获取本地的动物标本。||两位动物学家寄宿在灌县伏龙观中，并一直工作到4月底。期间他们收到了一张被称为“竹熊”（Bambus-bären）的熊猫皮，它是施托茨纳从映秀（Wassuland，毗邻现卧龙自然保护区）的猎户那里购得。这是卫格德与熊猫的第一次接触。此后的1916年，卫格德成为第一位在野外看见活体大熊猫的外国人，并且从当地人那里购买了一只熊猫幼崽，但不久便死去。虽然卫格德并未给熊猫留下过多笔墨，但这次的发现还是为多年他的学生恩斯特•舍费尔（Ernst Schäfer）的“事迹”留下了伏笔。||1914年5月15日，卫格德与丰克到达川北的松潘，他们在这里租了房屋，开始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直至8月中旬，他们在松潘得知了欧洲的战事消息，情况变得复杂起来。探险队的组织者施托茨纳是后备军官，必须回军队报到。9月7日，卫格德也收到成都德国领事馆的战时后备军（Landsturm1）召集通知。两位重要成员都要被征召入伍，探险队面临解散的风险，而卫格德则可能错过深入康巴藏区的机会。||2、峰回路转|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卫格德与施托茨纳再次回到成都。卫格德被安排到重庆德国领事馆体检。于是二人沿岷江南下，经嘉定府（乐山）、叙州府（宜宾），于1914年10月2日到达重庆。卫格德通过了兵役体检，他本要到汉口德国领事馆交接，却在离开宜昌前得到了暂缓兵役申请的回复——他可以继续留在四川完成科考工作。||虽然灌县到宜昌的往返耗费了不少时间，但是考察能够继续还是让卫格德斗志重燃。同时，施托茨纳的缺席对卫格德似乎是一种解放，他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在动物观察上，而非简单的猎获标本。卫格德于1914年11月下旬回到成都，北上灌县与丰克汇合后，继续西进藏区。他们自成都跨越岷江向西，经雅州（雅安）、打箭炉（康定）、道孚、德格、河坡、巴塘，最终到达现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德钦县（阿墩子）。而途中卫格德也给当地的中国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德人外格德至道孚后，坚欲前行巴塘，阻止再三，几乎决裂，劝阻无效，莫可如何，只得慎选护勇，沿途妥为照料。并乞飞谕营官寨、安良坝各处村长、头人，加意维护，免生意外。徐教士从旁婉说，居间力保，纵由该德国人外格德书一德文条约，如遇事变，不与中国政府相涉，更与知事无毫发担负也。乃请令徐教士译出中文存案。敝署本日，交请白玉宋、张两知事，沿途妥护，带同前进”。2此行卫格德收获颇丰。回国后卫格德完成《西藏雪峰之间的岩羊》（Auf Blauschafe zwischen tibetischen Schneegipfeln，1926）一文，收录于其任教学校的教科书中。||3、中国的北与南|考察结束后卫格德按原路回到重庆。考察虽然得以完成，但是因为民国政府出台了禁止出售鸟类皮毛的新政，卫格德的鸟类标本也受此限制，最终在与海关的协调后，他们以科学研究的名义获得了通行许可。卫格德带着他们的“科学成果”离开重庆，在汉口转乘火车北上，于1915年12月30日到达北京。此时施托茨纳是北京使馆区卫队的指挥官。||在京休整过后，卫格德决定展出他的工作成果——“我有一种让更多人了解探险队工作的欲望。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鸟类收藏”3。于是，卫格德在北京的使馆区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展出他的鸟类标本、施托茨纳的民族志收藏以及部分考察影像。展览持续了两周半的时间。期间在京的民国政府教育部、农商部、陆军部等机关都特地组织参观。||展览结束后，卫格德又在华北地区短暂游历，足迹到达山西、内蒙古、热河。但此行的“科学收获”寥寥，卫格德决定南下广州，“因为这个亚热带地区对我来说非常新鲜，与中国其他地方完全不同的人、语言、植物和动物”4。1916年9月18日，卫格德到达广州，在一所德华学校任教。教学之余，卫格德依然利用业余时间在广州周边做鸟类考察。为此，他甚至买过一条小船，以方便在水系发达的广州出行。在粤期间，卫格德似乎遇到了限制离境的问题。所以，直至一战结束后的1919年4月，卫格德才得以踏上归国的船。归途中，他遇到了同在中国西南考察的奥地利植物学家韩马迪（Heinrich Raphael Eduard Freiherr von Handel-Mazzetti，1882-1940），相同的经历使他们一路畅谈，并结下深厚友谊。||至此，卫格德历时五年的中国之行终于落下帷幕。据记载，此行施托茨纳探险队收集了：“160具兽类、3500只鸟类标本。其中兽类包括6只大熊猫标本，以及白唇鹿、毛冠鹿等珍贵兽类。还有一些很引人注目的动物，如高山麝、梅花鹿、小熊猫、猕猴、金钱豹、熊等，此外还有得自瓦山的赤腹丽松鼠、中华绒鼠等”。“鸟类标本包括短嘴金丝燕、小云雀、白鹘鸽、栗腹歌鸽、金色林鸽、大树莺、异色树莺等。他们收集的动物标本后来送到德累斯顿博物馆，而他们在四川等地收集到的不少植物标本则送到维也纳等地的博物馆”。5||二、1931：美国费城自然科学院科考队|1929年全球范围的大萧条对德国造成冲击。1930年布吕宁政府采取紧缩政策，导致大幅度的失业及恐慌，这成为希特勒政治生涯的转折点。而此时的中国，中原大战正剑拔弩张，华北陷入军阀混战。同年夏天，卫格德收到费城自然科学院（Philadelphia Academy of Natural Science）的邀请，委其带领一支科考队再入中国川藏地区，进行为期一年的探险考察。考察队的经费来自布鲁斯•杜兰（Bruce Dolan）的赞助，这位年轻的美国赞助人，据说是位民族志学者，他不仅提供赞助还要求随队同行。||虽时局动荡，但卫格德依然接受了邀请。并邀请了他的学生恩斯特•舍费尔同行。即便卫格德在通信中表示：“此行的目的是研究西藏东部的动物群”，但事实上考察队的主要任务依然是猎取动物标本，而且似乎还与布鲁斯•杜兰的皮毛生意有关。当然卫格德也希望再次回到藏区补充动物学研究资料，以完成他的学术著作。||1.南京政府的审查|准备工作进行了半年时间。除准备所需装备之外，他们花了很长时间办理护照和进口许可证。1931年1月初，科考队的大件行李及摄影师奥托•格尼泽（Otto Gnieser）先行到达中国。1月中旬卫格德、杜兰和舍费尔三人从柏林出发，经波兰、俄罗斯、西伯利亚、满洲、北京、青岛到达上海。并与摄影师奥托•格尼泽及民族志学家鲍尔斯（Bowles）汇合。||外交部同意费城自然科学院科考队进入川滇两省的申请，但教育部及中央研究院对卫格德一行的核查却旷日持久，经双方的多次沟通交涉。最终科考队的行李得以免税通行，护照也很快送出。与此同时，中华民国教育部也对科考队提出了六条要求：|•不得采集或携带与我国文化历史及古迹有关之物品出国。|•所有采集之标本及物品，须一律先行运至本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俟经本院选聘专家审查后，方得运出国外。|•在中国境内所摄之照片及活动影片，凡有关我国之风土人情者，须先经本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审核准后方得运出国外，或公开展览或在报章杂志刊布。|•本院得采集员一人或数人参加采集。|•所有采集之标本及物品，经专家审核后，凡遇有与学术之研究有关者，须留存全套复本一分在中国，若无复本，经本院及调查所属机关之同意，得将正本暂时借给该机构研究，惟至久以一年为限，研究完毕，仍将原物送回中国。|•调查员及其所属之机关，如有违背上列条件情事，我国政府得严加制裁，并永远取消以后该调查员及其所属之机关在中国调查采集之权利。6||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南京国民政府在科学研究与民族利益之间逐渐寻得更好的平衡。而成立不久的中央研究院已逐渐摸索出了一套管理外国人在华学术考察活动的规章制度。||2、第二只被西方人猎杀的大熊猫|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1931年3月7日，卫格德带领考察队乘船向长江上游出发，并在四天之后到达汉口，3月21日到达重庆。在重庆，两名中国学者将加入这次考察——来自重庆大学的植物学马教授和矿物学家唐教授。|到达成都后，考察队开始分头行动。鲍尔斯计划进行人类学研究，格尼泽则打算拍摄当地人的生活。卫格德、杜兰和舍费尔则希望尽快向藏区前进，他们三人北上松潘，其他人则先带着大部分行李到了雅安。后来科考队在丹巴建了一个仓库，并在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一直在成都、松潘和丹巴之间（现卧龙自然保护区周边）活动。这多半是为了完成科考队此行的重要一项重要任务——为费城自然科学院收集一只大熊猫标本。1931年5月13日，卫格德的学生舍费尔成功射杀了一只幼年大熊猫，成为历史上第二为猎杀大熊猫的西方人。年轻的舍费尔在此行中表现出的巨大热情及突出的能力受到了杜兰的青睐，1934年二人再次合作赴藏区考察。而舍费尔在1938-1939年还曾带领探险队进入了拉萨。||1931年10月19日，卫格德和舍费尔与其他成员分别。杜兰和格尼泽去往上海，格尼泽要在那里冲洗他的照片和影片，鲍尔斯则去了南京。卫格德和舍费尔决定经过缅甸和印度回国。他们先向西去了西俄洛，此后回到雅江（河口）并一路南下，经八窝龙、木里、永宁、腾冲、丽江、大理，到达缅甸的八莫离开中国。没有了考察队的任务在身，使得二人更为轻松。这段旅程中的自然风光依然让卫格德如痴如醉，但此间他对藏区人文社会的记录更为精彩和珍贵。二人携带的猎枪、相机、唱机和洋酒等现代社会物品都引起当地民众的极大兴趣，我们也在卫格德的影像记录中见到了这些奇妙的碰撞。期间卫格德的舍费尔还成为了木里住持和永宁土司的座上宾。 ||1931年由卫格德带领的费城自然科学院科考队也在川藏地区得到了大量的鸟类和兽类标本。“其中兽类有当地著名的各种动物，包括特产于川西一带的三只大熊猫和一些金丝猴标本。另外还有青羊、岩羊、扭角羚、鬣羚和梅花鹿、麅等各种类型的鹿等等”。7但是这些标本在考察结束后便和卫格德没了关系。他记载考察结束后队员之间几乎没有联系，卫格德只收到了杜兰寄出的底片和900张照片，但格尼泽拍摄的大量照片和影片都杳无音信。|三、结语|卫格德后来成为汉诺威萨克森州立博物馆自然科学部的主任，并一直保持对中国的关注，1976年逝世于布鲁贝格。作为动物学家，卫格德“单独命名了5个亚种，与他人合作命名了7个亚种。另有关于其他13种新物种的描述，以及大约有六种鸟类和七种脊椎动物以他的名字命名”。82005年卫格德遗作《西藏及其前麓传记》（Die Biographie Tibets und seiner Vorländer）出版。||本次秋拍中的“卫格德中国川藏地区考察影像及手稿”（lot 148）是卫格德一生的学术遗存，包括两次中国川藏考察期间的各类影像、手稿等重要资料。它不仅是珍贵的民国时期四川影像，在中国自然科学史、民族影像史及人类学及摄影史等方面亦有极高价值，是一座有待挖掘的学术宝藏。||注释：|1.在德语国家中，“ Landsturm ”一词在历史上被用来指由低质量军队组成的民兵或军事单位。|2.赵心愚，秦和平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 上[M].成都：巴蜀书社.2006.|3.Inge Weigold， Hugo Weigold， sein Weg zum Naturforscher und frühen Kämpfer für Maturschutz. 1986.|4.Inge Weigold， Hugo Weigold， sein Weg zum Naturforscher und frühen Kämpfer für Maturschutz. 1986.|5.羅桂環著.近代西方識華生物史[M].台北：秀威出版.2018.|6.教育部咨复外交部德人韦歌尔赴川滇采集之限制[J].湖北教育厅公报，1931，（第7期）.|7.羅桂環著.近代西方識華生物史[M].台北：秀威出版.2018.|8.Kumerloeve， H. （1974）. “Hugo Weigold in memoriam”. Journal of Ornithology. 115： 234–235.